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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英国人眼中的“康乾盛世”(下)  

2010-05-20 10:11:03|  分类: 新闻信息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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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英国人眼中的“康乾盛世”(下) - 鲁博鹏律师 - 北京鲁博鹏律师法律服务空间
    英国人对中国的造访,迅速打破了传教士们在欧洲建造起来的中国神话。马戛尔尼使团虽然没有完成他们的使命,但它却将大量的关于中国的情况带回了英国。英使团为后代留下了厚厚的文字记录。马戛尔尼写下了大量的公文报告、书信与出使日记,副使乔治·斯当东和约翰·巴罗,甚至一位仆从和一位列兵都出版了他们的随行纪实,使团的画家托马斯·希基和制图员威廉·亚历山大还带回了大量的中国风物画与素描。
    全世界第一次真正撩开了这个神秘国度的面纱。“这个使团最为重要的收获,大概就在于它导致了有关中国知识的激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明确地标志着英中关系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回国之后,英国副使斯当东编辑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以及使团随行人员发表的各种报告在欧洲引起了巨大反响。西方人的中国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中国从天上掉到地下,从文明变成野蛮,从光明变为阴暗。欧洲人发现,“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者,而是更为原始的多神论者。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专制,而是依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中国不是富裕的国度,而是一片贫困的土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问题与领域》)
    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黑格尔仔细阅读了当时他所搜集到的全部有关中国的文字,从翻译到欧洲的《通鉴纲目》到传教士们的《中国丛刊》。不过,马戛尔尼等人的游记显然给了他最大的震动。
    黑格尔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是分阶段的。他认为,中亚文化代表了人类文化的少年时期,人类文明最早在那里发源。希腊文化则是青年,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活力。罗马文化是壮年,而日耳曼文化是成熟理性的老年。
    那么,中国文化是什么呢?黑格尔说,是幼年。中国人在官府面前的逆来顺受给了黑格尔极深的印象。黑格尔认为,造成中国落后的原因是中国人内在精神的黑暗,中国是一片还没有被人类精神之光照亮的土地,在那里,理性与自由的太阳还没有升起,人还没有摆脱原始的、自然的愚昧状态。“凡是属于精神的东西……都离它很远。”
    很显然,黑格尔的许多结论直接来自马戛尔尼使团成员的记载和判断。比如他说,在欧洲,鞭笞是“加在荣誉上的一种侮辱”,“在中国就不同了。荣誉感还没有发达,一顿笞打原是极易忘怀的,但是对于有荣誉感的人,这是最严厉的刑罚”。西方人对这种侮辱十分敏感,而“中国人就不一样,他们认不出一种荣誉的主观性,他们所受的刑罚,就像我们的儿童所受的教训”。
    黑格尔也认为弃婴反映了中国人对生命权利的漠视:“自杀……和弃婴,是经常性的,几乎天天发生,显示了他们对自己个人的不尊重,在总体上也是对人类不尊重。”
    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是彻底的、奇特的、最具东方性的东方国家。“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在家庭之内,他们不是人格,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的那个团结的单位,乃是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独立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著,皇帝犹如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因此,中国是一个只属于空间的帝国,“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千百年来在广阔的土地上“重复庄严的毁灭”,而又在本质上毫无变化。
    黑格尔的思考不乏理性的因素,在黑格尔之后,对中国的轻蔑成了欧洲声音的主流。在马戛尔尼造访中国前,对于中国与西方交往中的高高在上与轻慢侮蔑,欧洲人虽然心怀不满但一直竭力隐忍。遵从强者逻辑的西方人知道,他们的祖先还生活在树上的时候,中国人就已经发明了纸张。这个伟大而强盛的帝国在他们心目中各方面都是远远优越于自己的,他们有骄傲自大的资本。然而,马戛尔尼的访问使他们发现,多年来他们居然一直屈服于一个半开化的野蛮国家,这个国家“沉沦在‘卑鄙的暴政下’,皇帝昏庸暴虐,官吏贪赃枉法,百姓生活在棍棒竹板的恐惧中,他们禁闭妇女,残杀婴儿,奸诈、残酷、胆怯、肮脏,对技术与科学一窍不通,对世界一无所知。一切都愚蠢透顶”。这让他们感到奇耻大辱。“欧洲人好像大梦初醒。‘现在该是让中国人名声扫地的时候了!’批判贬低中国是一种报复。对自己受骗上当的经历痛心疾首、恼羞成怒的欧洲人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周宁《野蛮与文明:中华帝国的“东方性”黑暗中心》)
    妖魔化中国的大门从此打开。而这种妖魔化是为了适应帝国主义的种族征服性意识形态。从马戛尔尼一回国,以武力教训中国的声音就开始在欧洲响起。马戛尔尼的出使使欧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不用武力,就无法打开中国的大门。因为礼貌和沟通对中国人来说不起任何作用。既然把中国人定义为半野蛮人,那就意味着中国需要用西方的炮火之光加以照亮。虽然并不主张马上武力攻打中国,但马戛尔尼也认为中国政府是应该被推翻的。马戛尔尼认为:“如果中国现政府由一个会保证其居民财产安全的政府所取代,那么亚洲农民和工匠的技术与进取心以及亚洲商人的商业敏感就会激励起来。从随之而来的财富增长中,欧洲贸易将会获益,世界将会在互惠的商业中联合起来。”
    这种进步主义神话为后来的鸦片战争准备了思想武器。德昆西在《1840年中英鸦片问题》中为鸦片战争所作的辩护是一种极为典型的说辞,他说,国家冲突可以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但是,那只是在文明国家之间。而中国是个邪恶的、半野蛮的东方帝国,不用武力征服,就无法使顽固僵化的中国人开化。他强词夺理地说:“(鸦片战争)标志着文明推进的进程,知识与科学之光将穿透阴霾,照亮地球上这片最暗的地方。”
    持有这种观点的当然并非德昆西一人。卫三畏也说,中国人的顽固态度除了武力之外无法打破。中国人“在同外国人的一切来往中,保持着一种傲慢的、不公平的和轻视的态度,这种态度使得外国人除掉从中国海岸撤退或者屈服外,别无其他办法,而这种屈服是那些稍有独立地位的人所无法忍受的”。“这种妄自尊大的想法,以及对于这种想法确实自以为是的印象,是他们周围的一道高墙。这道高墙比北京以北的万里长城还要高些。武力似乎是这道障壁的唯一有效的摧毁者。”“从这个观点来看,这个战争(鸦片战争)可以说是必要的,它迫使中国政府以平等地位来对待西方国家。”(《外国资产阶级是怎么看待中国历史的》)
    而丹涅特则直接认为,正是乾隆皇帝强迫马戛尔尼叩头导致了后来的鸦片战争:“战争的原因是叩头!——是中国妄自尊大的主张:它不要在相互平等的条件上,而要在君臣之间那种侮辱和卑贱的形式上维持和其余人类的商业交往。”(《外国资产阶级是怎么看待中国历史的》)
    这当然是强盗逻辑。事实上,教训中国的声音之所以如此响亮,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马戛尔尼对欧洲报告说,以武力教训中国轻而易举。
    对这次英国人的来访,乾隆皇帝不但在接待工作上做了精心准备,而且还在武力炫耀方面连篇累牍地做了多次指示。皇帝通告各地军方,凡英国人经过之处,都要全副武装,列队迎接,向英国人展示天朝强大的武力,让他们开开眼,对天朝的强大有所敬畏。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正月,即英国人到来前半年,皇帝指示各省长官:“著传谕各该督抚等,如遇该国贡船进口时,务先期派委大员多带员弁兵丁,列营站队,务须旗帜鲜明,甲仗精淬。”
    在皇帝的设想里,一连串的军事检阅一定会向英国人证明中国军队的军纪严明,装备良好,操练有素。大清军队在乾隆漫长的统治期间取得了无数辉煌的胜利,这样一支战无不胜的队伍会让英国人肃然起敬的。各地官员十分深入地理解领会了皇帝的指示,英国人每到一地,他们都派出最好的军队,进行列队迎接。那么,他们给英国人留下的印象是什么呢?
    抵达天津后,英国人发现在城外迎接的不止有直隶总督,还有一队中国士兵。他们有弓箭手、火绳枪火和大刀手。他们一个个挺胸叠肚,全力展示东方人的武勇。然而副使斯当东却注意到了士兵手中的扇子:“有几个士兵的手里除了武器之外,还拿着扇子……列队兵士手里拿着扇子,是一个奇怪现象。”中国军队的分列式表演没有使英国人感到敬畏,他们发现,世界已经进入火器时代,而中国军队仍然停留在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而其战阵战法和精神面貌,则停留于中世纪。
    巴罗这样描绘他见到的中国军队:
    在一些地方,士兵列队出来迎接英国特使。如果天暖,他们手中操练的会是蒲扇而不是火枪。在另一些地方,我们看到士兵单列成队,非常自如地双膝跪地迎接特使,在他们的长官下令起立之前,他们都保持这种姿势。如果我们的到访是出其不意,他们总是一片慌乱,匆忙从营房中拿出节日礼服。他们穿上这些服装后,与其说像战场武士还不如说是跑龙套的演员。他们的绣花背心,缎面靴子和蒲扇看起来笨拙不堪又女气十足,与军人气质格格不入。
    对于中国的武备,英国人极为轻蔑:
    他们的大炮为数很少,仅有的几门炮都破旧不堪。我都怀疑这些炮是向葡萄牙人借来的,因为那些火绳枪便是。
    这种军事展示在英国人眼里成了一个笑话。回到英国后,马戛尔尼的话迅速传遍了世界:
    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
    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摧毁其海岸舰队。
    可以说,英国人在军事方面收获巨大。除了对中国军队的整体评估外,他们还对中国的具体防务进行了考查。马戛尔尼初步探明了从宁波到天津大沽口以及从大沽口到通州的航道,对北京、通州、定海等中国城市的防卫设施进行了细致观察,为西方人后来入侵北京提供了大量的军事资料。比如他们曾这样向英国军方汇报定海的防卫设施:
    城墙高三十呎,高过城内所有房子,整个城好似一所大的监狱……除了城门口有几个破旧的熟铁炮而外,全城没有其他火力武器。城门是双层的。城门以内有一岗哨房,里面住着一些军队,四壁挂着弓箭、长矛和火绳枪,这就是他们使用的武器。
    斯当东的这些记载,是否对英军选择定海为攻打的第一座中国城市有所影响呢?反正在那次战争中,定海军民虽然竭尽全力,毫不退让,最终也不堪一击。
    鸦片战争的直接导火索当然是鸦片,这与乾隆皇帝也并非毫无关系。
    “鸦片”是英语opium一词的音译。若追根寻源,此词则是由拉丁语“汁液”一词演变而来。而鸦片的另一个中文名称“阿芙蓉”,则源于阿拉伯语“afyun”。正像两个词所表明的那样,鸦片最早出现在中东和欧洲。在《圣经》与荷马的《奥德修纪》里,鸦片就已经被描述成为“忘忧药”。
    事实上,早代唐代,中国人就已经接触到这种药物。当时中国高僧义净赴印度取经,取回了真经的同时也带回了“药烟”(鸦片)。到了宋代,用鸦片煎茶已经是士大夫的一种时尚,故苏轼诗中有“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之句。
    不过,在清代中期以前,鸦片从来没有成为人类之害,因为截至那时,人们吃鸦片只有两种方式,一是整个儿吞食,如服金丹。二是掺上其他药品,煎汤喝掉。这两种方法都不容易使人上瘾。
    鸦片成为一种令人难于抗拒的毒品,是从爪哇、苏门答腊一带发明用枪管灼火吸食鸦片的方法开始的。清代初年,荷兰人把这种吸法传入中国。从此,鸦片在中国蔓延速度明显加快。
    早在雍正年间,鸦片成瘾就已经引起了皇帝的注意。雍正年间,鸦片烟馆已经出现在北京,吸食鸦片已经成为一种风气。雍正皇帝在1729年颁布圣旨,禁止这种毒品:“兴贩鸦片烟者……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李圭《鸦片事略》)不过,由于中国本土种植鸦片极少,加以直至雍正末年中国每年只进口鸦片300箱,没有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鸦片真正成为中国的威胁,是在乾隆年间。
    如前所述,在中英贸易中,英国人只能用白银换取中国的茶叶。从18世纪中叶起,白银占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货值的90%。因此中国在中英贸易中的顺差是惊人的。1765—176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入的商品是对华出口商品值的302%。在1775—1776年间,这一比值是256%。连年不断的巨大顺差使得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据统计,在1700—1840年间,从欧洲和美国运往中国的白银约17 000万两。(《茶叶、白银和鸦片:1750—1840年中西贸易结构》)
    然而,世界上白银产量毕竟是有限的。英国人运到中国的白银主要产自西属美洲的上秘鲁(Upper Peru,现玻利维亚)和新西班牙(现墨西哥)。对华贸易不断增长,而银矿的产量却十分有限。中国对白银的惊人胃口导致美洲很多银矿面临枯竭。白银的短缺使其他欧洲国家逐渐退出对华贸易。英国人也心急如焚,急于找到打开中国市场大门的办法。
    病急乱投医,他们想到了鸦片。
    史载英国商人第一次向中国输入鸦片,正是在乾隆初年。东印度公司员工偷偷把印度的鸦片运到广州,头次尝试让他们惊喜交集。每箱鸦片在印度的购价不过250印币,而运到中国,售价竟高达1600印币,一翻就是6倍多。很显然,这是换取中国茶叶的最有力武器。
    在利润的驱动下,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员华生上校(Colonel Watson)正式提出了在印度大面积种植鸦片,然后卖给中国人,用来交换中国茶叶的计划。1773年,也就是乾隆三十八年,这项计划得到批准并开始实施。当然,乾隆对此一无所知。(《茶叶、白银和鸦片:1750—1840年中西贸易结构》)
    不过,中国政府还是感觉到了鸦片贸易的不正常发展。乾隆十三年(1748年),鸦片出口仅占英国货物的1/8,到乾隆后期,鸦片输入量已占输入货物的1/2了。中国社会上,吸食鸦片者的数量大大增长。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皇帝不得不重申雍正年间的禁令,并且禁止烟具的输入和贩卖。
    但是,与乾隆晚年的许多其他禁令一样,这道禁令也成了一纸空文。“在中国,很少有花钱做不到的事情。”(《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这是外国商人的经验之谈。英国商人轻易地用行贿手段打破了海关的封锁。事实是,朝廷越禁,走私越欢。因为禁令为海关关员提供了巨大的灰色收入空间。英国人后来记载道:“禁烟法令甚严,但送给主管官员金钱后,鸦片买卖却可公开进行。”(《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因此,乾隆晚年,鸦片在中国上流社会已经成了一种公害。英国使团成员到了中国不久就发现了这一点。巴罗在书中这样描述乾隆晚年中国社会上鸦片的流行程度:
    上流社会的人在家里沉溺于抽鸦片。尽管当局采取了一切措施禁止进口,还是有相当数量的这种毒品被走私进入这个国家……大多数孟加拉去中国的船都运载鸦片;但是土耳其出产、由伦敦出发的中国船只所载的更受欢迎,价钱也卖得比其他的高一倍。广州道台在他最近颁布的一份公告中指出了吸食鸦片的种种害处……可是,这位广州道台每天都从容不迫地吸食他的一份鸦片。
    当然,对这种坑人的买卖,英国人也心存忐忑。一开始,他们把这桩罪恶的生意当成病急乱投医的救急措施,并没有打算长期进行下去。他们还是寄希望于中英高层接触,使中国打开市场,这样他们就可以不必依赖这种非法的勾当。但是马戛尔尼出使的失败使他们的希望破灭了。东印度公司一不做二不休,又进一步垄断了鸦片的制造权,扩大了在印度的鸦片种植面积。为了在华扩大鸦片销售,他们甚至对中国吸食者的嗜好专门做了精心调查,力求鸦片的制造更适合中国吸食者的口味。马戛尔尼使团失败后,鸦片贸易数量迅速上升。据统计,1775—1797年,中国平均每年进口鸦片1814箱。而1798—1799年,平均每年增至4113箱,到1800年,则达到4570箱。
    正是在乾隆年间兴起的鸦片走私在几十年后导致了中国财政的濒临破产。鸦片走私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方面的长期优势,中国从以前的顺差一下子变成了逆差,白银大量外流。到1807年,英属印度总督指示孟买、马德拉斯、槟榔屿英国殖民地首脑,原先各地准备运往中国的白银都改运加尔各答,因为公司广州监委会已有足够财力应付交易。当年,从广州运抵加尔各答的白银有243万余两。
    1821年以后,鸦片走私激增,银荒已从沿海省份蔓延到全国各地。而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每年的白银流出量至少达1000万两,接近清政府每年总收入的1/4。鸦片战争因此变得不可避免。
在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过程中,有一个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的名字叫小斯当东。
    1840年4月7日,英国的下院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辩论的议题是:要不要向中国派遣远征军。漫长的辩论过程中,一位叫小斯当东的议员的发言引起了大家的特殊重视。在他发言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人们听得异常认真。小斯当东以果断的口吻说,通过他对中国统治者性格的了解,他认为战争不可避免:
    当然在开始流血之前,我们可以建议中国进行谈判。但我很了解这民族的性格,很了解对这民族进行专制统治的阶级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
    他认为,对中国的武力征服是必须的。
    如果我们在中国不受人尊敬,那么在印度我们也会很快不受人尊敬,并且渐渐地在全世界都会如此!正在准备中的战争是一场世界性的战争。它的结局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根据胜负,这些影响又将是截然相反的。如果我们要输掉这场战争,我们就无权进行;但如果我们必须打赢它,我们就无权加以放弃。
    小斯当东的发言对议员们的选择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发言结束后,下院里响起了长时间的鼓掌声。在后来进行的投票中,主战派271票,反战派262票,9票之差。也就是说,如果再多5张反对票,鸦片战争就不会在那时爆发。
    大部分议员都十分相信小斯当东,因为他13岁就到过中国,而且还曾经与乾隆皇帝亲切交谈,得到乾隆的特殊关注与喜爱。
    原来,小斯当东正是当年马戛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的儿子。马戛尔尼访华时,13岁的他被作为“见习侍童”带到中国。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八月初十,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小斯当东因负责为特使提斗篷的后沿,也得以见到天颜。
    在驶往中国的漫漫旅途中,小斯当东闲来无事,向翻译们学起了中文。小孩子的接受能力是极强的,何况斯当东爵士的儿子智商很高。很快他就掌握了许多日常对话。在觐见的时候,和珅向皇帝介绍,说这个小鬼子会说中国话。
    刻板严格的程序被打破了,皇帝微笑着命孩子跪得再近一些,“让他讲中国话。或许是因为孩子的谦逊,或许由于他讲话的漂亮用词使皇帝十分高兴,后者欣然从自己的腰带上解下一个槟榔荷包亲自赐予该童”。
    英国人没感觉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们认为这不过是一个手工绣成的钱包。但是在中国人看来,这却是了不得的恩典。“赐给自己身上的荷包可说是一种特殊恩惠:东方人把皇帝身上带过的任何一件物品都视为无价之宝。”小斯当东自己也感到很荣幸,这个荷包后来他一直保存着。(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回到英国后,小托马斯·斯当东并没有浪费他此行打下的中文基础。中国之行激发了他的兴趣,他继续刻苦学习中文。
    中文特长奠定了他一生事业的基础。5年后,也就是1798年他被聘为东印度公司广州分公司的书记官,长驻广州,几年后就任总管专员,居留中国18年。嘉庆年间的1816年,他又参加了英国另一次对中国不成功的出使。这次出使彻底断了英国人通过和平手段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念头。1817年后,他返回英国南汉普顿,成为下院议员。
    中国经历在他心底结下了浓浓的中国情结。他终生喜欢中国事物。他在城里修了一个中国式的亭园,起名为“古亭莱园”,其中的标志性建筑是一座仿中国样式的灯塔状古亭。古亭莱园的书房中藏有大量中国书籍。他用10年的时间翻译了《大清律例》,这是第一本直接从中文译成英文的著作。除此之外,他还著有《中英商业往来札记》《1816年英国使团访京纪实》《论中英关系及其改善之进言》《英中商务考察》以及译著《异域录》等。1823年他与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Henry Thomas Colebrooke)共同创建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这使他成为英国汉学史上一位知名的汉学家。(《英国汉学史》)
    这样一个人当然在中英关系中最有发言权。浓厚的中国情结并没有妨碍他向英国人建议进攻中国。乾隆皇帝的荷包也于事无补。事实上,中国之行令年少气盛的他深感屈辱,从中国回来后,他就一再告诉英国人,对中国必须采取强硬手段,想通过和平手段让中国人尊敬英国是不可能的。
    从中国回来后,马戛尔尼预言,一旦中国这艘巨舰受到攻击,“它将永远不能修复”。亚洲及世界各地的贸易将受到扰乱……各国的冒险家都将来到中国,企图利用中国人的衰败来建立自己的威望,而“在他们之间将展开无情的斗争”。在这种对抗中,富的愈富,穷的愈穷。“英国靠着它的创业精神已成为世界上航海、贸易和政治的第一强国;从这样的急剧变革中,它将获得最大的利益,并将加强它的霸权地位。”
    这是惊人准确的预言。
    英国人在1793年跪求乾隆而没有得到的东西,在1842年通过战争一条不少地得到了。《南京条约》的五点核心内容,与马戛尔尼跪求乾隆皇帝的内容几乎完全一致。
    1793年马戛尔尼提出,扩大英国在华的通商口岸,增加舟山、宁波、天津等处;1842年的《南京条约》第二条则规定,开放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等处为通商口岸。
    马戛尔尼要求,“英国水手须受约束,不宜与华人来往,恳求给予靠近广州的一块地段或一小岛,以资使用,作为水手商人栖息养病之地,为英商之居留地”。他所指的所谓小岛,是曾经经过彼地、而且做了认真描述的香港岛。《南京条约》第三条则规定,中国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常远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马戛尔尼要求结束公行垄断,而《南京条约》第五条取消公行,任由英国人自由贸易:“在粤省贸易,向例全归额设商行亦称公行者承办,今大皇帝准其嗣后不必仍照向例,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
    马戛尔尼要求中国公开固定的关税税率,按照中国宣布的关税税率切实上税,不在税率之外另行征收。“并请将中国所定税率录赐一份,以便遵行。”而《南京条约》规定:“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
    当然,《南京条约》在马戛尔尼的要求之外,还有所“格外施恩”。其中就包括恩允英国人以后来中国可以携带妻子。如果说其他各条都是在英国人的炮舰威胁下应允,对中国百害而无一利的话,只有这一条被中国官员认为对中国很有好处。负责谈判的中国官员耆英对皇帝解释说,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严禁外国人携家眷居住广州,“立法本严”,但现在看来,这一规定也有弊端。因为外夷之所以难于控驭,正在于外国人在中国无所系恋。性压抑使他们脾气暴躁。现今允许外国人带老婆住在中国,那么他们就会听话得多,因为“英夷重女轻男,夫制于妇,是俯顺其请,即以暗柔其性”。英国都是女人说了算,用妇女的温柔改变英国人的性格,以后就好打交道了。
    这番高论令乾隆的孙子道光连连叫绝,立马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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